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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40年前，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回来不久就赶上了一次学术会议，那是1984年11月中旬在厦门举办的科学社会史学研讨会。那次会上我提交了在美国撰写的论文“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对现代物理的贡献及其社会意义”。该文在会上颇受欢迎，年轻人纷纷来找我讨论论文提出的问题，话题后来又转向台湾两位作家柏杨和李敖。在和我交谈的众多年轻人中，有位让我印象深刻。他的工作单位是从没听说过的河北涿州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探局广播电视大学；他提交会议论文也颇有新意：“原子科学家反对使用原子弹”。这位年轻人就是王德禄。回京后我向所长罗伟汇报了厦门的学术会，提及会上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在一所不出名的大学教物理，独自在做原子弹发展及科学家道德问题的研究。新所当时正在招兵买马，我对罗伟说：看来这个年轻人很有独立思考能力，如果能调到我们所来，会是一个不错的新生力量。罗伟表示可以考虑。相信当时向罗伟推荐王德禄的不止我一个人，据说厦门会议结束时，王德禄生病了，是樊洪业给他买的机票回去的，所以樊洪业肯定也在罗伟面前说了德禄的好话。1985年11月30日，王德禄一大早来到所里，对我说，他对和平问题感兴趣，这个期间我已经略知他的工作兴趣广泛，我介绍他和副所长周成奎碰头；我和周成奎都是从高能所调来的，也算是老同事。王德禄应该是1986年初调入政策管理所，开始并无确定去向。那年3月18日，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想到我们院史室来。可惜此时我的小办公室已经塞了三张办公桌——除了我和张炜的，小刘不知何时把她的办公桌硬是自己搬进了这间小屋。德禄先去了于德胜的哲学室，后来又去了自然辩证法杂志，在范岱年老师手下工作，受益匪浅；他继续坚持做科学、哲学、政治以及科学史的研究。连晚上都在所里留宿，真是以所为家。后来他除了继续专注于和平问题，也开始了“双百方针”的研究。1986年11月在广州召开了科学社会学讨论会，此时的王德禄不仅能以政策所代表身份出席会，还参与会议的组织，也是会上活跃人士。他提供的论文就是最近的研究成果“双百方针”，颇受与会者关注。此次会对他来说，另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结识了科大研究生院的外籍英语教开昔·杜根。开昔是美国堪萨斯大学科学史博士。她此次来中国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担任英语教师，同时参加学术活动并结识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她和与会的王德禄相识，二人志趣相投，后来联合申请了开放基金会基金，开启了对中国五十年代回归科学家的系列采访。他们的采访工作是从1988年10月开始，记得那年11月23日我和开昔有过一次交谈，我们谈到各自的工作。她介绍了她和王德禄近日开展的科学家访谈；我提及我集中几年精力写的中国科学院院史已经进入尾声，这几年还和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希尔伯特教授进行一项合作研究，那是关于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核物理学家。希尔伯特教授1985年来华时，我们曾经一起拜访过赵忠尧、张文裕和王淦昌先生，这几年我又陆续访问了若干位核物理学家和核化学家。开昔说了一句十分客气的话：“你都做了那么多工作了，我们再搞这项工作还有意义吗？”我当即表示：“那可不一样，我们关注核物理领域，集中在核物理发展过程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你们采访对象众多，涵盖时间和范围也更广泛，意义非同小可。“我鼓励他们一定要把这件有意义的工作做下去。这次见面和交谈，也让杜开昔知道了我曾经做过的和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她1989年初回到美国参加一个福特<EFBFBD><EFBF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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